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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网大批作家、艺术家、名记者、名教授等

华南抗日纵队纪实（16）珠江纵队为什么到中山五桂山？

香港一告沦陷，160万中国同胞立即面临悲惨的命运。尤其是那些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处境十分危险。

日本进攻香港前一年，正是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制造反共高潮、到处逮捕抗日民主人士的时候。大批作家、艺术家、名记者、名教授等，在国民党统治区站不住脚，先后从大后方的重庆、桂林等地流亡到了香港。他们到达这里以后，继续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时在香港出版的进步报刊，有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范长江为社长、胡仲持为总编辑的《华商报》,邹韬奋、茅盾、夏衍、金仲华、沈志远、胡绳等人为编委的《大众生活》,茅盾主办的《笔谈》,俞颂华为总编辑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救国会同仁主办的《救国月刊》,郁风主办的《耕耘》,张铁生主办的《青年知识》,张明养、金仲华主办的《世界知识》,马国亮主办的《大地画报》。此外，还有范长江、夏衍、黄药眠等人主办的“国际新闻社”,乔冠华、胡一声、吴全衡、郑书群等人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夏衍、于伶、金山等人组织的“旅港剧人协会”等进步文化团体。

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团结香港人民和各界文化人士，开展各种抗日宣传、组织活动，对推动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日军进攻香港前后，进步人士呼吁港英政府发动群众，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1942年元旦时，日军在高楼顶上悬起斗大的气球，上写“恭贺新年”四个血红大字!柳亚子看了格外伤心，开始留长须明志，并且作诗一首以表决心：'一着迟先此局输，远猷能壮近谋疏。糜躯喋血吾何悔，终见铙歌人伪都。”在诗的末尾，柳亚子自注：“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大变，倭寇切腹之局已成。余虽流血香岛亦所不悔。盖个人生死事小，民族兴亡事大也。”

日军一占领香港，就立即封锁交通要道，大肆搜捕抗日分子，并限令旅港的文化人前往“大日本军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一个叫何久田幸助的日本文化特务，通过在电影院的幻灯字幕和报纸上刊登的启事，点名要茅盾、邹韬奋、梅兰芳、蔡楚生等人必须前去丰岛酒店——日军司令部所在地“会面”。与此同时，日寇又实行分段挨户检查，每晚天一黑，便实施戒严，一旦发现路上有人，立即开枪射击。

这些由内陆去港的抗日文化人，为了避开汉奸的耳目，只好整天躲在家里。但是，他们大多是“外江佬”,由于到香港不久，不会讲广东话，社会关系又不多，要长久掩蔽很不容易。显然，情势是愈来愈紧迫了，抢救文化人必须争分夺秒。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在获悉日军即将进攻香港的情报之时，就非常关心被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安全。

194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要他迅速做好应变准备；12月8日，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要他们想方设法保护这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撤离港九到东江游击区；12月9日，南方局、周恩来又急电廖承志，对营救活动进行了无微不至的安排。下面是周恩来发给香港廖承志等人的电报：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二)请即刻派熊子民往桂林告梅龚彬、胡西民，并转在柳州左洪涛，以便招待你们。

(三)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人(如戈宝权、张企程等)可来重庆，戏剧界朋友可要夏衍组织一旅行剧团专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

(四)极少数的朋友也可去马来亚，但这要看港的交通条件，恐不可能。上海、马尼刺(拉)已不可能。

(五)少数部分能留者尽量留，但必须合秘密条件，宁缺毋滥，必须估计到日军占领香港后能存在。上海必为日全部占领，饮冰能存在否，请考虑。

(六)(潘)汉年部分，想已有妥当布置。

(七)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分别负责开支，并经过你们三人会议决定动用。存款共多少望告。

(八)(廖)承志如欲与港英政府见面，并得令保证与他们一同撤退，可留港到最后再走。海南岛事应该与他们立即确定，如港政府派军护送人物及军火至海南岛，则可送一批人去，并进行破坏日机场及仓库交通线。

(九)孙、廖两夫人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望派人帮助她(他)们离港。

在这封电报中，周恩来提到不少人。

熊子民是湖北武昌人，大革命时期，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革命活动，后来长期从事农运、情报联络工作，当时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

梅龚彬是湖北黄梅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胡西民就是胡希明，1907年生，河北保定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2年，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的高级参谋身份，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当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撤退到桂林时，他以白虹书店总经理身份，出版进步书刊，解决他们的部分生活经费。

左洪涛是湖南邵东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是国民党军第四战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机要秘书身份，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饮冰即龚饮冰，是湖南长沙人。当时，周恩来派他在上海等地组织白区交通、情报工作。

孙、廖两夫人指的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她们当时在香港居住。

周恩来发出这个电报后，还是不放心，又急电询问：在香港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住九龙的朋友已否撤出?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

日军进犯香港时，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正在香港开会。廖承志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当即与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东江游击队政委林平、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以及南方局派驻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人一起商量对策。

杨康华在大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山大学秘密进步团体“马列主义行动团”的发起人之一。他在1936年春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广州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曾任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前夕，杨康华转移到香港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东南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40年夏，他担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

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把香港市委领导下的两千多党员动员起来，和日寇抢时间，趁日军立足未定、户口管理还未严密的时候，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把全部民主与文化人士秘密运送到东江游击区。

当时，由于香港的粮食和燃料供应困难，日军要疏散大批居民返回中国内陆，这是营救的最好时机。

商量的结果，大家认为脱险的主要路线也就是两条：

一条是走水路，经澳门、中山、台山、湛江等地，辗转到内陆。走这条路线的人，主要靠朋友和熟人帮助，只在澳门有中共的交通站，通过他们的关系，回到内陆.

另一条是经九龙出走，由东江游击队接应和护送。后来，大多数人都是从这条秘密交通线脱险的。这条路线又分为东线和西线。东线从九龙市区经牛池湾过九龙坳到西贡，然后在企岭下或深涌湾乘船渡过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鲨鱼涌等地方登陆，转入惠阳地区游击根据地。这条路线由蔡国梁负责，黄冠芳、刘黑仔、江水、肖华奎、刘春祥、陈志贤带领的武工队参加。西线在九龙市区穿过上海街入青山道，过九华到荃湾，再过大帽山到达元朗十八乡，然后渡过深圳河入梅林坳，到白石龙游击根据地。这条路线由黄高阳负责，曾鸿文指挥林冲、高平生领导的武工队参加护送。

具体行动方案是：

中共中央交通处驻港澳办事处处长刘少文留在香港同各方面保持联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机要人员潘静安（也叫潘柱）协助工作。

潘静安带领黄施民，摩托工会负责人陈文汉、李锦荣等几个机智勇敢的工人作为交通员，负责香港方面的交通和香港到九龙的交通。

林平坐镇九龙，东江游击队的李健行与何鼎华协助工作。李健行负责打通九龙到香港的交通，接应文化人安全到达九龙；何鼎华负责九龙市区的交通。同时，林平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布置从新界到宝安、惠阳游击区的交通线，保证这些文化人能够从九龙撤到东江抗日根据地，在游击区安全地暂住下来。

每批撤出香港市区的文化人的人数、名单，离开香港前的集合地点和撤出时间，均由潘静安确定，由李健行派交通员去香港接收，带领和护送他们来九龙，安置在指定的联络站，再由李健行把他们转交给何鼎华。然后，由何鼎华安排撤出九龙的具体时间，并派交通员护送到宝安白石龙。如果有经西贡交通线撤出的文化人，则由李健行直接派交通员护送。

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则分别前往韶关和老隆，布置国民党统治区的掩蔽地点和秘密护送工作，以便把这些文化人从抗日根据地再护送到老隆，从老隆到韶关直至安全的大后方。

在所有环环相扣的工作中，游击队的任务最重。当时游击队的人力、物力存在许多困难，要完成这样的艰巨使命，必须全力以赴，不许失败。

会议一结束，林平抢在日军封锁香港以前返回了九龙，并通知曾生等人赶紧到白石龙开会。

当时，日军由于兵力不足，一时难以顾及山区和农村，并已放松对深圳河的封锁。同时，为减少香港城区的粮食、燃料负担，正大量疏散人口，成千上万的难民已向内陆涌来。

在白石龙会议上，大家决定要乘日军立足未稳这个时机，乘势深入港九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建立基地，扩大和控制交通线，确保抢救工作的胜利。会上决定：曾生留在白石龙做接待脱险归来人员的准备工作；林平到广九路东惠阳布置交通线上的接待、护送工作；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和部署；王作尧主要掌握与香港、九龙的联系和保证西路交通线的通畅及安全。

为了保证抢救任务的顺利完成，部队紧缩了活动范围，尽量避免与日军和国民党部队发生冲突，并严密监视日、伪、顽军的动向。在龙华一带，集中了三个中队和一个独立小队，随时听候调用。

在财政上，游击队加紧了筹款工作，派出民运队向当地士绅们借款，在根据地的圩镇加收营业税，以解决文化人向内陆转移时所需的旅费。

为了确保护送途中的安全，派出的向导是部队中最精干的交通员。一个站段一个站段地护送过程中，都派出便衣武装人员和警戒哨，并规定护送的路线尽量避开公路，走山区和农田小路，避免遇到日军和熟人。同时，由曾鸿文出面，对沿线的伪维持会、伪宪查、土匪做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做掩护工作。

曾鸿文在入党之前，是当地“洪门会”的头头，在绿林圈中颇有声望，众称“曾大哥”。他跟踪进攻香港的日军深入元朗十八乡之后，利用他特有的社会关系，很快就拉起几十人的武装。出于策略上的需要，没有采用游击队的名义，而是以绿林好汉的身份，亮出“曾”字旗号。在护送文化人之前，他通告沿途的伪宪查和伪乡长说：“有一批和我做生意的香港商人经过这里，你们要和日军打交道、出证明，保证他们的安全。否则，找你们算账。”一些伪宪查和伪乡长，都为游击队的护送工作“开绿灯”。经过谈判，盘踞在大雾山上的匪首也让出地盘，扩大了游击队的交通线。

在西线，以何鼎华、李健行、何启明等人为首建立了接待机构，组织部队和民兵准备住房，先后在白石龙、杨美、雪竹径等地的山窝里，设立了三个草寮招待所，并在从九龙至白石龙五十余公里的交通线上，设立了荃湾、棉田、元朗、落马洲等多处秘密接待站，以解决被护送人员的食宿问题。

在东线，中共惠阳县前线工委和短枪队队部所在地的田心村，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中心接待站，由短枪队队长高健负责。这个接待站负责接待由东线护送来的，以及由西线护送到宝安后再转送来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然后由惠阳短枪队护送到淡水西边的茶园村。“虎门队”和惠阳长枪队担负外围警戒。在茶园，中共惠阳县委建立了一个秘密接待站，他们的任务是把惠阳短枪队送来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转送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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